2018年04期目次
承包地"三权"分置是经济理论上的创新,并得到了政策文件的肯定,但政策上的"权利"并不是法律上的权利。法律上应依循自身的逻辑来传达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思想,不宜简单套用政策术语。基于传统民法上"母子"结构的权利分解理论,承包地"三权"分置在法律上应体现为以下结构:集体在农村土地所有权之上为承包农户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农户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为其他经营主体设定土地经营权。在"始终坚持农村土地集体
基于改革目标之实现和重大制度创新定位的考虑,土地经营权必须被定性为用益物权;德国次地上权理论和实践为我国土地经营权的创设提供了法理依据;土地经营权分置的法权结构应表达为"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承包地"三权分置"开创了新的农地流转方式并细分出了新的权利类型,由此对"两权分离"下的农地流转权利体系带来了系统性影响,并提出了重构该体系的要求。基于方式丰富、体系清晰、"物—债并存"等考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考察与研究"诉讼爆炸"及其中国应对在学术上具有相当价值。以一个都会区为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民事案件的诉讼量经历一个暴增的过程,这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观念与公共政策紧密相关,法院也因此承受着较重的案件负荷。为了应对暴增的诉讼,法院除了采用增人、加班等传统方式外,亦采取了诸如强化审判管理、简化程序、转移非审判事务等措施,并取得了相当效果。这充分显示中国法院系统具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实践中往往会被降格适用,法律制度上的"高标准"并没有在实践中做到"严要求",造成这一悖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裁判者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人们期待裁判者能够严格掌握证明标准,以防止错判无辜,另一方面,裁判者的制度能力又无力实现这一制度角色期待。提高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等改革方案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之间的鸿沟,从而可能加大刑事司法错判无辜的风险。司法改革应
什么是法律取决于什么是正当性标准,而正当性标准又具有多维性;作为当代法律中最主要形式的制定法,其形成和运行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因而,法律是复数的,制定法是动态变化着的,这两个判断构成了教义学和非教义学共同对法律进行研究和应用的根据。如果将这两种法律研究和应用的知识统称为法学,那么,法学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交叉性,教义学和非教义学的知识并存,同时两者之间及其各自内部充满论辩性,在浩瀚学林中独树一帜。
高校行政诉讼在通过法规范授权条款将高校的行为纳入了行政行为范围的同时,对相应校规也作了定位,形成了"介入性校规"和"自主性校规"两个类型。"田永案"等判决将两者并列相处,构筑了"二元规范结构论"司法审查判断方式。而以"武华玉案"为代表的判决,将后者作为裁量范围置于前者之内,建立起"一元规范结构论"司法审查判断方式。指导性案例则并存了这两种方式。判例的走向表现为由个案导致相关高校制度整体国家行政权化
我国《合同法》第185条及第186条规定的赠与合同的效力,可以理解为"无偿+诺成+非要式+任意撤销权"模式,以区别于《德国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上的"无偿+诺成+要式"模式。但从理论上说,这种模式并非唯一可行的模式,且存在与《民法总则》第16条规定衔接不畅的问题。而"任意撤销权"与合同基本原理的冲突还引发了对"任意撤销权"理解上的争议。本文认为,应将任意撤销的对象解释为"赠与人关于赠与的意思表示
商标权行使与姓名权保护的冲突,不仅关涉个人权利的范围,而且事关私权和公共领域的划定。使用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自然人姓名作商标使用,难以通过"商品化权"对被侵权人姓名的自由使用利益、个性化利益甚至同一性利益的损害进行救济。为了维持社会公众利益与名人独占利益之间的平衡,需通过"直接商业性身份"测试来界定法律上的名人范围。而当自然人将与具有一定知名度相同之自己姓名作商标使用时,涉及商标权与姓名权间的权利衡量
制定电子商务法首先应分析电子商务涉及的社会关系。电子商务产生了三类社会关系,其中一种是不改变各种商事交易的法律性质、仅将交易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关系为各类商事交易所共有且不在现有法律的调整范围内。国际立法和许多国内立法均将此类社会关系作为专门的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象。我国《电子商务法(草案)》在规范第三方平台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其综合性立法模式也存在诸多不足,最主要的
试点对于推动我国司法改革具有独特的功能。近年来司法改革试点进入"活跃期",呈现出从自发分散试点到整体规划授权试点的变化。试点与社会科学实验都建立在实证经验的基础之上,共享"改变带来效果"的基本逻辑,通过适用于多数对象实现可重复性,并都具有将局部结论外推到更大范围的强烈倾向。但试点并不仅仅是实验研究的一种表现形式,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试点内容的整体复合性明显有别于实验研究内容的单一性,试点难以达到
关于刑法和民法之间法域冲突的排除问题,虽然"相对独立性说"为不少学者所主张,但从理论、立法与司法来看,"相对从属性说"更具合理性,但需要进一步提出刑法"何时绝对从属、何时相对从属"于民法的具体标准与判断规则。"保护法益说"不能担当起判断标准的角色,应当着眼于"目的—手段"关系的协调,从"规范保护目的"的视角进行具体分析。在刑法与民法规范保护目的一致的场合,刑法绝对从属于民法;在两者保护目的相异的场
文章从立法机关态度、阅卷权来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特点、阅卷或告知证据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法律对全面示证规定的时机等六个方面,对律师核实证据"等于认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阅卷权""表明律师可以将案内不同证据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质疑。从核实证据的目的、主体、范围、方式等方面,对"核实证据"的含义作了解读。同时认为,从应然角度来看,为了使无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现"平等武装
环境问题倒逼环境治理。面对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应细致地剖析在宪法现象的逻辑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宪法规范之环境条款本身,并围绕环境规范以及入宪等背景知识提炼出特定的宪法环境观,进而以环境观来诠释环境规范,最终实践于围绕环境规范与环境保护及治理制度的宪法关系。作为核心概念的宪法环境观表达了宪法对国家、人与环境关系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看法。既包括结构环境观,也包括规范环境观。在当下,环境治理的概念可以
法律的“交叉”研究和应用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