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劳动)合同规则在民法典中的体例大致经历了法国模式、德国模式以及瑞士和意大利模式三个阶段，雇佣关系逐步演化为劳动关系。从雇佣合同到劳动合同，体现了法律对雇佣关系调整的理念和内容的深刻变化，劳动法在民法之外获得巨大的独立发展。虽然民法典中的雇佣规则调整劳动关系的功能弱化，但雇佣合同规则尚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雇佣合同规则既为无法纳入劳动法的一般雇佣关系提供规则，也架起劳动法和民法沟通的桥梁，为劳动

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其后果的举例分析表明，大量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显示的公共治理危机既是地方人大制度运转不良的结果，也源于央地关系失衡对地方政府形成的逆向激励。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根本动力，是击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硬壳，以诉讼方式将涌入上访渠道的社会矛盾解决重新地方化。由此，虽然司法改革会被强力推进，但基于对司法功能的过度期待而设计的改革措施既与法理规律存在紧张，也将加重法院本已沉重的案件压力和功能负

作为晚近中国政府改革的措施之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逐渐为各地政府所推崇。这其中，民事责任已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需要公法责任的补足。此时，公法责任的基础、主体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其基础强调科层制和市场的耦合，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服务提供商)、私主体(服务购买商)两个维度。同时，内容上包括监管责任、保护性责任、担保责任等。由此，可对公私责任的分配窥见一斑，这也是未来行政法学研究的新课题。

税收法定直接决定着税收立法权的性质与归属，统领着税收立法权的配置体系，并演绎着三对最基本的宪法关系。地方立法无权涉足税收问题不仅是我国的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法制传统，也符合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单一制的思维定式。央地财政关系的失衡表明，仅仅让地方分享一定的税收收益，难以适应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改革需求。赋予地方相应的税收立法权，使其拥有相对完整的税权，是破解地方财政困难、合理建构央地财政关系的现

网络侵权法领域的“应知”应涵盖过失和故意两种过错形态。既有的法律规则将欧美法上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条款中的过错概念用于侵权责任构成条款，导致法律解释和适用的混乱以及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大。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失”，应以 “采取合理、有效的侵权预防措施”的注意义务来定义，而不必考察其对网络用户侵权行为的实际知晓情况。即便不构成帮助侵权，过失间接侵权产生连带责任的规则也符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理论和规范

实证研究数据的核心内涵在于研究者基于自身经验的直接发现，其外延应基于这一核心内涵延展，而不受形式、载体等外在表现的过多限制。用数据进行测量是实证研究的基本观念，测量的实施需要经由概念化、操作化。刑事司法领域的测量具有自身的特点，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开展科学有效地直接测量，是实证研究的核心环节和难点。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刑事司法实证研究涉及的数据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能够提供很多观察不同种类数据特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对受贿罪的量刑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能完全归结于受贿数额和量刑情节的不同，而是既与各地区对相同受贿数额的危害性评价不同有关，又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不同有关，还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幅度的计算不同有关；且不能排除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研究结论表明，《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确立的“数额＋情节”的弹性定罪量刑标准亦难以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以来腐败治理的重要转折点与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国家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与体系化构建，实现反腐败立法由形式治理向实质治理功能的转化，是破解当下“中国式”腐败治理困局之关键。科学评估反腐败立法治理能力的状况，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在国家腐败治理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创新由国家法与政党法“二元”规范体系与衔接机制，创立国家腐败治理基本法、分步推进体系完善，是推进中国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的必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从民事诉讼法诞生之际就对突袭性裁判防止作出了规定，并在近一百多年来不断的强化。即便如此，突袭性裁判在德国仍被认为是司法之癌，可见其防范的难度和危害的严重性。对我国突袭性裁判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涉及范围和危害程度远超德日等国家。我国突袭性裁判的产生除与国外有大致相同的原因外，还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其中落后的庭审方式与不合理的考评制度是我国产生突袭性裁判的两大主因。争点不明的法庭调查使突

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问题是当代证明责任理论的中心议题，但学界至今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当代证明责任理论的各种学说所提出的盖然性原则、证明危机原则和消极事实原则等，均不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不能为证明责任分配提供正当性理由。既然证明责任是民法概念，那么就应当从民法价值理念的角度探寻其实质性原则。由于证明责任概念的功能仅在于实现相关民法概念的功能，所以它的实质性原则就是相关民法概念背

民法与商法的固有联系决定了商事立法在民法典编纂中的特殊地位，为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编纂民法典的立法定位突显了商事立法的重大使命。民商合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民商分立也并不可取，民商立法体例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民法法典化与商法单行法并行的折中体例，此属真正本土化的中国创制。商法通则的制定不仅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与现实根据，还将使商法的中国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模式的两难选择、并与我国民商

在营业行为普遍化和民事活动泛商化、民事主体转型为商事主体十分便捷的当代社会，如何应对商事主体已成为我国民法典编纂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商事主体立法的最优选择应是民法总则一般规定与商事主体单行法特别规定相结合的体例模式，即民法总则通过引入营业概念，确认营业自由原则，以一般性营业条款作领引、统摄，由商事主体特别法负责具体化、精细化。如此，则可形成既有法理内在逻辑、又具类型活泼多样的庞大商事主体立法体系。

如何建构民商法二元结构的统一私法体系，主要存在“民法典＋单行商事法”与 “民法典＋商法通则＋单行商事法”两种范式主张。其中前者力主“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制定民法典总则”，这一立法设想可行与否，涉及到民法总则设置商法规范的限度及其模式等问题。无论从构建统一私法体系的形式理性立场，抑或从商事立法体系化的现实主义立场，“民法典＋单行商事法”范式都难称最优，“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制定民法典总则”的范式应受质疑，民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建设发展的主观选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思想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要一体建设而非分体建设、要同步建设而非分步骤建设。要从理念和思维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社会自治能力层面充分认识法治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我国法治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建设发展的主观选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思想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要一体建设而非分体建设、要同步建设而非分步骤建设。要从理念和思维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社会自治能力层面充分认识法治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我国法治

知识产权法法典化是现代民法法典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的基本任务，一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的连接，二是在民法典之外再设专门法典，概称为“入典”和“成典”问题。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是以“物权—债权”的物质化财产权结构作为民法典编纂的“范式”；进入20世纪以来，经历了体系化、现代化改造的知识产权法“入典”，成为“范式”民法典的历史坐标。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立法从单行法到法典法，已成为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我国法学研究长期以来倾向于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导致习惯于自上而下的视角观察研究法律问题，体现了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作为方法论的地方法制，则强调在处理统一与分散、权力与权利、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法治与法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6组概念的关系中，给予分散、权利、地方、边缘、法制、自下而上等更为积极的关注，从中挖掘法治发展的细节因素。基于这一方法，可以观察到中国40年的法治发展，一直植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以来腐败治理的重要转折点与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国家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与体系化构建，实现反腐败立法由形式治理向实质治理功能的转化，是破解当下“中国式”腐败治理困局之关键。科学评估反腐败立法治理能力的状况，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在国家腐败治理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创新由国家法与政党法“二元”规范体系与衔接机制，创立国家腐败治理基本法、分步推进体系完善，是推进中国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的必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从民事诉讼法诞生之际就对突袭性裁判防止作出了规定，并在近一百多年来不断的强化。即便如此，突袭性裁判在德国仍被认为是司法之癌，可见其防范的难度和危害的严重性。对我国突袭性裁判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涉及范围和危害程度远超德日等国家。我国突袭性裁判的产生除与国外有大致相同的原因外，还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其中落后的庭审方式与不合理的考评制度是我国产生突袭性裁判的两大主因。争点不明的法庭调查使突

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问题是当代证明责任理论的中心议题，但学界至今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当代证明责任理论的各种学说所提出的盖然性原则、证明危机原则和消极事实原则等，均不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不能为证明责任分配提供正当性理由。既然证明责任是民法概念，那么就应当从民法价值理念的角度探寻其实质性原则。由于证明责任概念的功能仅在于实现相关民法概念的功能，所以它的实质性原则就是相关民法概念背

民法与商法的固有联系决定了商事立法在民法典编纂中的特殊地位，为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编纂民法典的立法定位突显了商事立法的重大使命。民商合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民商分立也并不可取，民商立法体例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民法法典化与商法单行法并行的折中体例，此属真正本土化的中国创制。商法通则的制定不仅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与现实根据，还将使商法的中国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模式的两难选择、并与我国民商

知识产权法法典化是现代民法法典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的基本任务，一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的连接，二是在民法典之外再设专门法典，概称为“入典”和“成典”问题。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是以“物权—债权”的物质化财产权结构作为民法典编纂的“范式”；进入20世纪以来，经历了体系化、现代化改造的知识产权法“入典”，成为“范式”民法典的历史坐标。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立法从单行法到法典法，已成为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在营业行为普遍化和民事活动泛商化、民事主体转型为商事主体十分便捷的当代社会，如何应对商事主体已成为我国民法典编纂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商事主体立法的最优选择应是民法总则一般规定与商事主体单行法特别规定相结合的体例模式，即民法总则通过引入营业概念，确认营业自由原则，以一般性营业条款作领引、统摄，由商事主体特别法负责具体化、精细化。如此，则可形成既有法理内在逻辑、又具类型活泼多样的庞大商事主体立法体系。

如何建构民商法二元结构的统一私法体系，主要存在“民法典＋单行商事法”与 “民法典＋商法通则＋单行商事法”两种范式主张。其中前者力主“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制定民法典总则”，这一立法设想可行与否，涉及到民法总则设置商法规范的限度及其模式等问题。无论从构建统一私法体系的形式理性立场，抑或从商事立法体系化的现实主义立场，“民法典＋单行商事法”范式都难称最优，“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制定民法典总则”的范式应受质疑，民

雇佣(劳动)合同规则在民法典中的体例大致经历了法国模式、德国模式以及瑞士和意大利模式三个阶段，雇佣关系逐步演化为劳动关系。从雇佣合同到劳动合同，体现了法律对雇佣关系调整的理念和内容的深刻变化，劳动法在民法之外获得巨大的独立发展。虽然民法典中的雇佣规则调整劳动关系的功能弱化，但雇佣合同规则尚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雇佣合同规则既为无法纳入劳动法的一般雇佣关系提供规则，也架起劳动法和民法沟通的桥梁，为劳动

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其后果的举例分析表明，大量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显示的公共治理危机既是地方人大制度运转不良的结果，也源于央地关系失衡对地方政府形成的逆向激励。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根本动力，是击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硬壳，以诉讼方式将涌入上访渠道的社会矛盾解决重新地方化。由此，虽然司法改革会被强力推进，但基于对司法功能的过度期待而设计的改革措施既与法理规律存在紧张，也将加重法院本已沉重的案件压力和功能负

作为晚近中国政府改革的措施之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逐渐为各地政府所推崇。这其中，民事责任已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需要公法责任的补足。此时，公法责任的基础、主体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其基础强调科层制和市场的耦合，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服务提供商)、私主体(服务购买商)两个维度。同时，内容上包括监管责任、保护性责任、担保责任等。由此，可对公私责任的分配窥见一斑，这也是未来行政法学研究的新课题。

税收法定直接决定着税收立法权的性质与归属，统领着税收立法权的配置体系，并演绎着三对最基本的宪法关系。地方立法无权涉足税收问题不仅是我国的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法制传统，也符合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单一制的思维定式。央地财政关系的失衡表明，仅仅让地方分享一定的税收收益，难以适应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改革需求。赋予地方相应的税收立法权，使其拥有相对完整的税权，是破解地方财政困难、合理建构央地财政关系的现

网络侵权法领域的“应知”应涵盖过失和故意两种过错形态。既有的法律规则将欧美法上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条款中的过错概念用于侵权责任构成条款，导致法律解释和适用的混乱以及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大。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失”，应以 “采取合理、有效的侵权预防措施”的注意义务来定义，而不必考察其对网络用户侵权行为的实际知晓情况。即便不构成帮助侵权，过失间接侵权产生连带责任的规则也符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理论和规范

实证研究数据的核心内涵在于研究者基于自身经验的直接发现，其外延应基于这一核心内涵延展，而不受形式、载体等外在表现的过多限制。用数据进行测量是实证研究的基本观念，测量的实施需要经由概念化、操作化。刑事司法领域的测量具有自身的特点，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开展科学有效地直接测量，是实证研究的核心环节和难点。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刑事司法实证研究涉及的数据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能够提供很多观察不同种类数据特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对受贿罪的量刑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能完全归结于受贿数额和量刑情节的不同，而是既与各地区对相同受贿数额的危害性评价不同有关，又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不同有关，还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幅度的计算不同有关；且不能排除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研究结论表明，《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确立的“数额＋情节”的弹性定罪量刑标准亦难以

我国法学研究长期以来倾向于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导致习惯于自上而下的视角观察研究法律问题，体现了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作为方法论的地方法制，则强调在处理统一与分散、权力与权利、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法治与法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6组概念的关系中，给予分散、权利、地方、边缘、法制、自下而上等更为积极的关注，从中挖掘法治发展的细节因素。基于这一方法，可以观察到中国40年的法治发展，一直植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作为晚近中国政府改革的措施之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逐渐为各地政府所推崇。这其中，民事责任已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需要公法责任的补足。此时，公法责任的基础、主体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其基础强调科层制和市场的耦合，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服务提供商)、私主体(服务购买商)两个维度。同时，内容上包括监管责任、保护性责任、担保责任等。由此，可对公私责任的分配窥见一斑，这也是未来行政法学研究的新课题。

税收法定直接决定着税收立法权的性质与归属，统领着税收立法权的配置体系，并演绎着三对最基本的宪法关系。地方立法无权涉足税收问题不仅是我国的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法制传统，也符合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单一制的思维定式。央地财政关系的失衡表明，仅仅让地方分享一定的税收收益，难以适应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改革需求。赋予地方相应的税收立法权，使其拥有相对完整的税权，是破解地方财政困难、合理建构央地财政关系的现

网络侵权法领域的“应知”应涵盖过失和故意两种过错形态。既有的法律规则将欧美法上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条款中的过错概念用于侵权责任构成条款，导致法律解释和适用的混乱以及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大。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失”，应以 “采取合理、有效的侵权预防措施”的注意义务来定义，而不必考察其对网络用户侵权行为的实际知晓情况。即便不构成帮助侵权，过失间接侵权产生连带责任的规则也符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理论和规范

实证研究数据的核心内涵在于研究者基于自身经验的直接发现，其外延应基于这一核心内涵延展，而不受形式、载体等外在表现的过多限制。用数据进行测量是实证研究的基本观念，测量的实施需要经由概念化、操作化。刑事司法领域的测量具有自身的特点，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开展科学有效地直接测量，是实证研究的核心环节和难点。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刑事司法实证研究涉及的数据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能够提供很多观察不同种类数据特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对受贿罪的量刑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能完全归结于受贿数额和量刑情节的不同，而是既与各地区对相同受贿数额的危害性评价不同有关，又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不同有关，还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幅度的计算不同有关；且不能排除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研究结论表明，《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确立的“数额＋情节”的弹性定罪量刑标准亦难以

知识产权法法典化是现代民法法典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的基本任务，一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的连接，二是在民法典之外再设专门法典，概称为“入典”和“成典”问题。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是以“物权—债权”的物质化财产权结构作为民法典编纂的“范式”；进入20世纪以来，经历了体系化、现代化改造的知识产权法“入典”，成为“范式”民法典的历史坐标。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立法从单行法到法典法，已成为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我国法学研究长期以来倾向于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导致习惯于自上而下的视角观察研究法律问题，体现了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作为方法论的地方法制，则强调在处理统一与分散、权力与权利、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法治与法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6组概念的关系中，给予分散、权利、地方、边缘、法制、自下而上等更为积极的关注，从中挖掘法治发展的细节因素。基于这一方法，可以观察到中国40年的法治发展，一直植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以来腐败治理的重要转折点与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国家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与体系化构建，实现反腐败立法由形式治理向实质治理功能的转化，是破解当下“中国式”腐败治理困局之关键。科学评估反腐败立法治理能力的状况，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在国家腐败治理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创新由国家法与政党法“二元”规范体系与衔接机制，创立国家腐败治理基本法、分步推进体系完善，是推进中国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的必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从民事诉讼法诞生之际就对突袭性裁判防止作出了规定，并在近一百多年来不断的强化。即便如此，突袭性裁判在德国仍被认为是司法之癌，可见其防范的难度和危害的严重性。对我国突袭性裁判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涉及范围和危害程度远超德日等国家。我国突袭性裁判的产生除与国外有大致相同的原因外，还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其中落后的庭审方式与不合理的考评制度是我国产生突袭性裁判的两大主因。争点不明的法庭调查使突

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问题是当代证明责任理论的中心议题，但学界至今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当代证明责任理论的各种学说所提出的盖然性原则、证明危机原则和消极事实原则等，均不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不能为证明责任分配提供正当性理由。既然证明责任是民法概念，那么就应当从民法价值理念的角度探寻其实质性原则。由于证明责任概念的功能仅在于实现相关民法概念的功能，所以它的实质性原则就是相关民法概念背

民法与商法的固有联系决定了商事立法在民法典编纂中的特殊地位，为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编纂民法典的立法定位突显了商事立法的重大使命。民商合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民商分立也并不可取，民商立法体例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民法法典化与商法单行法并行的折中体例，此属真正本土化的中国创制。商法通则的制定不仅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与现实根据，还将使商法的中国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模式的两难选择、并与我国民商

在营业行为普遍化和民事活动泛商化、民事主体转型为商事主体十分便捷的当代社会，如何应对商事主体已成为我国民法典编纂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商事主体立法的最优选择应是民法总则一般规定与商事主体单行法特别规定相结合的体例模式，即民法总则通过引入营业概念，确认营业自由原则，以一般性营业条款作领引、统摄，由商事主体特别法负责具体化、精细化。如此，则可形成既有法理内在逻辑、又具类型活泼多样的庞大商事主体立法体系。

如何建构民商法二元结构的统一私法体系，主要存在“民法典＋单行商事法”与 “民法典＋商法通则＋单行商事法”两种范式主张。其中前者力主“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制定民法典总则”，这一立法设想可行与否，涉及到民法总则设置商法规范的限度及其模式等问题。无论从构建统一私法体系的形式理性立场，抑或从商事立法体系化的现实主义立场，“民法典＋单行商事法”范式都难称最优，“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制定民法典总则”的范式应受质疑，民

雇佣(劳动)合同规则在民法典中的体例大致经历了法国模式、德国模式以及瑞士和意大利模式三个阶段，雇佣关系逐步演化为劳动关系。从雇佣合同到劳动合同，体现了法律对雇佣关系调整的理念和内容的深刻变化，劳动法在民法之外获得巨大的独立发展。虽然民法典中的雇佣规则调整劳动关系的功能弱化，但雇佣合同规则尚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雇佣合同规则既为无法纳入劳动法的一般雇佣关系提供规则，也架起劳动法和民法沟通的桥梁，为劳动

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其后果的举例分析表明，大量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显示的公共治理危机既是地方人大制度运转不良的结果，也源于央地关系失衡对地方政府形成的逆向激励。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根本动力，是击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硬壳，以诉讼方式将涌入上访渠道的社会矛盾解决重新地方化。由此，虽然司法改革会被强力推进，但基于对司法功能的过度期待而设计的改革措施既与法理规律存在紧张，也将加重法院本已沉重的案件压力和功能负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建设发展的主观选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思想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要一体建设而非分体建设、要同步建设而非分步骤建设。要从理念和思维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社会自治能力层面充分认识法治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我国法治

知识产权法法典化是现代民法法典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的基本任务，一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的连接，二是在民法典之外再设专门法典，概称为“入典”和“成典”问题。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是以“物权—债权”的物质化财产权结构作为民法典编纂的“范式”；进入20世纪以来，经历了体系化、现代化改造的知识产权法“入典”，成为“范式”民法典的历史坐标。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立法从单行法到法典法，已成为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其后果的举例分析表明，大量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显示的公共治理危机既是地方人大制度运转不良的结果，也源于央地关系失衡对地方政府形成的逆向激励。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根本动力，是击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硬壳，以诉讼方式将涌入上访渠道的社会矛盾解决重新地方化。由此，虽然司法改革会被强力推进，但基于对司法功能的过度期待而设计的改革措施既与法理规律存在紧张，也将加重法院本已沉重的案件压力和功能负

作为晚近中国政府改革的措施之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逐渐为各地政府所推崇。这其中，民事责任已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需要公法责任的补足。此时，公法责任的基础、主体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其基础强调科层制和市场的耦合，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服务提供商)、私主体(服务购买商)两个维度。同时，内容上包括监管责任、保护性责任、担保责任等。由此，可对公私责任的分配窥见一斑，这也是未来行政法学研究的新课题。

我国法学研究长期以来倾向于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导致习惯于自上而下的视角观察研究法律问题，体现了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作为方法论的地方法制，则强调在处理统一与分散、权力与权利、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法治与法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6组概念的关系中，给予分散、权利、地方、边缘、法制、自下而上等更为积极的关注，从中挖掘法治发展的细节因素。基于这一方法，可以观察到中国40年的法治发展，一直植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税收法定直接决定着税收立法权的性质与归属，统领着税收立法权的配置体系，并演绎着三对最基本的宪法关系。地方立法无权涉足税收问题不仅是我国的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法制传统，也符合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单一制的思维定式。央地财政关系的失衡表明，仅仅让地方分享一定的税收收益，难以适应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改革需求。赋予地方相应的税收立法权，使其拥有相对完整的税权，是破解地方财政困难、合理建构央地财政关系的现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以来腐败治理的重要转折点与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国家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与体系化构建，实现反腐败立法由形式治理向实质治理功能的转化，是破解当下“中国式”腐败治理困局之关键。科学评估反腐败立法治理能力的状况，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在国家腐败治理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创新由国家法与政党法“二元”规范体系与衔接机制，创立国家腐败治理基本法、分步推进体系完善，是推进中国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的必

网络侵权法领域的“应知”应涵盖过失和故意两种过错形态。既有的法律规则将欧美法上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条款中的过错概念用于侵权责任构成条款，导致法律解释和适用的混乱以及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大。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失”，应以 “采取合理、有效的侵权预防措施”的注意义务来定义，而不必考察其对网络用户侵权行为的实际知晓情况。即便不构成帮助侵权，过失间接侵权产生连带责任的规则也符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理论和规范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从民事诉讼法诞生之际就对突袭性裁判防止作出了规定，并在近一百多年来不断的强化。即便如此，突袭性裁判在德国仍被认为是司法之癌，可见其防范的难度和危害的严重性。对我国突袭性裁判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涉及范围和危害程度远超德日等国家。我国突袭性裁判的产生除与国外有大致相同的原因外，还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其中落后的庭审方式与不合理的考评制度是我国产生突袭性裁判的两大主因。争点不明的法庭调查使突

实证研究数据的核心内涵在于研究者基于自身经验的直接发现，其外延应基于这一核心内涵延展，而不受形式、载体等外在表现的过多限制。用数据进行测量是实证研究的基本观念，测量的实施需要经由概念化、操作化。刑事司法领域的测量具有自身的特点，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开展科学有效地直接测量，是实证研究的核心环节和难点。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刑事司法实证研究涉及的数据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能够提供很多观察不同种类数据特

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问题是当代证明责任理论的中心议题，但学界至今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当代证明责任理论的各种学说所提出的盖然性原则、证明危机原则和消极事实原则等，均不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不能为证明责任分配提供正当性理由。既然证明责任是民法概念，那么就应当从民法价值理念的角度探寻其实质性原则。由于证明责任概念的功能仅在于实现相关民法概念的功能，所以它的实质性原则就是相关民法概念背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对受贿罪的量刑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能完全归结于受贿数额和量刑情节的不同，而是既与各地区对相同受贿数额的危害性评价不同有关，又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不同有关，还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幅度的计算不同有关；且不能排除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研究结论表明，《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确立的“数额＋情节”的弹性定罪量刑标准亦难以

民法与商法的固有联系决定了商事立法在民法典编纂中的特殊地位，为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编纂民法典的立法定位突显了商事立法的重大使命。民商合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民商分立也并不可取，民商立法体例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民法法典化与商法单行法并行的折中体例，此属真正本土化的中国创制。商法通则的制定不仅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与现实根据，还将使商法的中国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模式的两难选择、并与我国民商

在营业行为普遍化和民事活动泛商化、民事主体转型为商事主体十分便捷的当代社会，如何应对商事主体已成为我国民法典编纂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商事主体立法的最优选择应是民法总则一般规定与商事主体单行法特别规定相结合的体例模式，即民法总则通过引入营业概念，确认营业自由原则，以一般性营业条款作领引、统摄，由商事主体特别法负责具体化、精细化。如此，则可形成既有法理内在逻辑、又具类型活泼多样的庞大商事主体立法体系。

如何建构民商法二元结构的统一私法体系，主要存在“民法典＋单行商事法”与 “民法典＋商法通则＋单行商事法”两种范式主张。其中前者力主“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制定民法典总则”，这一立法设想可行与否，涉及到民法总则设置商法规范的限度及其模式等问题。无论从构建统一私法体系的形式理性立场，抑或从商事立法体系化的现实主义立场，“民法典＋单行商事法”范式都难称最优，“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制定民法典总则”的范式应受质疑，民

雇佣(劳动)合同规则在民法典中的体例大致经历了法国模式、德国模式以及瑞士和意大利模式三个阶段，雇佣关系逐步演化为劳动关系。从雇佣合同到劳动合同，体现了法律对雇佣关系调整的理念和内容的深刻变化，劳动法在民法之外获得巨大的独立发展。虽然民法典中的雇佣规则调整劳动关系的功能弱化，但雇佣合同规则尚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雇佣合同规则既为无法纳入劳动法的一般雇佣关系提供规则，也架起劳动法和民法沟通的桥梁，为劳动

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其后果的举例分析表明，大量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显示的公共治理危机既是地方人大制度运转不良的结果，也源于央地关系失衡对地方政府形成的逆向激励。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根本动力，是击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硬壳，以诉讼方式将涌入上访渠道的社会矛盾解决重新地方化。由此，虽然司法改革会被强力推进，但基于对司法功能的过度期待而设计的改革措施既与法理规律存在紧张，也将加重法院本已沉重的案件压力和功能负

作为晚近中国政府改革的措施之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逐渐为各地政府所推崇。这其中，民事责任已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需要公法责任的补足。此时，公法责任的基础、主体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其基础强调科层制和市场的耦合，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服务提供商)、私主体(服务购买商)两个维度。同时，内容上包括监管责任、保护性责任、担保责任等。由此，可对公私责任的分配窥见一斑，这也是未来行政法学研究的新课题。

税收法定直接决定着税收立法权的性质与归属，统领着税收立法权的配置体系，并演绎着三对最基本的宪法关系。地方立法无权涉足税收问题不仅是我国的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法制传统，也符合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单一制的思维定式。央地财政关系的失衡表明，仅仅让地方分享一定的税收收益，难以适应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改革需求。赋予地方相应的税收立法权，使其拥有相对完整的税权，是破解地方财政困难、合理建构央地财政关系的现

网络侵权法领域的“应知”应涵盖过失和故意两种过错形态。既有的法律规则将欧美法上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条款中的过错概念用于侵权责任构成条款，导致法律解释和适用的混乱以及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大。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失”，应以 “采取合理、有效的侵权预防措施”的注意义务来定义，而不必考察其对网络用户侵权行为的实际知晓情况。即便不构成帮助侵权，过失间接侵权产生连带责任的规则也符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理论和规范

实证研究数据的核心内涵在于研究者基于自身经验的直接发现，其外延应基于这一核心内涵延展，而不受形式、载体等外在表现的过多限制。用数据进行测量是实证研究的基本观念，测量的实施需要经由概念化、操作化。刑事司法领域的测量具有自身的特点，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开展科学有效地直接测量，是实证研究的核心环节和难点。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刑事司法实证研究涉及的数据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能够提供很多观察不同种类数据特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对受贿罪的量刑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能完全归结于受贿数额和量刑情节的不同，而是既与各地区对相同受贿数额的危害性评价不同有关，又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不同有关，还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幅度的计算不同有关；且不能排除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研究结论表明，《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确立的“数额＋情节”的弹性定罪量刑标准亦难以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建设发展的主观选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思想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要一体建设而非分体建设、要同步建设而非分步骤建设。要从理念和思维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社会自治能力层面充分认识法治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我国法治

知识产权法法典化是现代民法法典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的基本任务，一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的连接，二是在民法典之外再设专门法典，概称为“入典”和“成典”问题。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是以“物权—债权”的物质化财产权结构作为民法典编纂的“范式”；进入20世纪以来，经历了体系化、现代化改造的知识产权法“入典”，成为“范式”民法典的历史坐标。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立法从单行法到法典法，已成为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我国法学研究长期以来倾向于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导致习惯于自上而下的视角观察研究法律问题，体现了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作为方法论的地方法制，则强调在处理统一与分散、权力与权利、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法治与法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6组概念的关系中，给予分散、权利、地方、边缘、法制、自下而上等更为积极的关注，从中挖掘法治发展的细节因素。基于这一方法，可以观察到中国40年的法治发展，一直植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以来腐败治理的重要转折点与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国家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与体系化构建，实现反腐败立法由形式治理向实质治理功能的转化，是破解当下“中国式”腐败治理困局之关键。科学评估反腐败立法治理能力的状况，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在国家腐败治理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创新由国家法与政党法“二元”规范体系与衔接机制，创立国家腐败治理基本法、分步推进体系完善，是推进中国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的必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从民事诉讼法诞生之际就对突袭性裁判防止作出了规定，并在近一百多年来不断的强化。即便如此，突袭性裁判在德国仍被认为是司法之癌，可见其防范的难度和危害的严重性。对我国突袭性裁判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涉及范围和危害程度远超德日等国家。我国突袭性裁判的产生除与国外有大致相同的原因外，还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其中落后的庭审方式与不合理的考评制度是我国产生突袭性裁判的两大主因。争点不明的法庭调查使突

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问题是当代证明责任理论的中心议题，但学界至今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当代证明责任理论的各种学说所提出的盖然性原则、证明危机原则和消极事实原则等，均不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不能为证明责任分配提供正当性理由。既然证明责任是民法概念，那么就应当从民法价值理念的角度探寻其实质性原则。由于证明责任概念的功能仅在于实现相关民法概念的功能，所以它的实质性原则就是相关民法概念背

民法与商法的固有联系决定了商事立法在民法典编纂中的特殊地位，为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编纂民法典的立法定位突显了商事立法的重大使命。民商合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民商分立也并不可取，民商立法体例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民法法典化与商法单行法并行的折中体例，此属真正本土化的中国创制。商法通则的制定不仅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与现实根据，还将使商法的中国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模式的两难选择、并与我国民商

在营业行为普遍化和民事活动泛商化、民事主体转型为商事主体十分便捷的当代社会，如何应对商事主体已成为我国民法典编纂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商事主体立法的最优选择应是民法总则一般规定与商事主体单行法特别规定相结合的体例模式，即民法总则通过引入营业概念，确认营业自由原则，以一般性营业条款作领引、统摄，由商事主体特别法负责具体化、精细化。如此，则可形成既有法理内在逻辑、又具类型活泼多样的庞大商事主体立法体系。

如何建构民商法二元结构的统一私法体系，主要存在“民法典＋单行商事法”与 “民法典＋商法通则＋单行商事法”两种范式主张。其中前者力主“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制定民法典总则”，这一立法设想可行与否，涉及到民法总则设置商法规范的限度及其模式等问题。无论从构建统一私法体系的形式理性立场，抑或从商事立法体系化的现实主义立场，“民法典＋单行商事法”范式都难称最优，“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制定民法典总则”的范式应受质疑，民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建设发展的主观选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思想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要一体建设而非分体建设、要同步建设而非分步骤建设。要从理念和思维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社会自治能力层面充分认识法治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我国法治

雇佣(劳动)合同规则在民法典中的体例大致经历了法国模式、德国模式以及瑞士和意大利模式三个阶段，雇佣关系逐步演化为劳动关系。从雇佣合同到劳动合同，体现了法律对雇佣关系调整的理念和内容的深刻变化，劳动法在民法之外获得巨大的独立发展。虽然民法典中的雇佣规则调整劳动关系的功能弱化，但雇佣合同规则尚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雇佣合同规则既为无法纳入劳动法的一般雇佣关系提供规则，也架起劳动法和民法沟通的桥梁，为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