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王立民，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条标是法条标题的简称，也被称为“条旨”“条名”“条文标题”等。当前，有关研究中国古代律典条标的成果很少，研究这一条标运用的成果更少。其实，在一部法典中，条标具有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利于法典的制定与实施；有利于教学与研究；有利于宣传与传播等等。通过对《大清律例》条标运用的探析，来彰显那时设置条标的价值，从而为今天的立法提供借鉴。

《大清律例》条标在古代清朝的判词、办案经验总结与律学著作中被运用；在近代的官吏奏折、史籍和学术研究成果中被运用；在当代的学术论文、各种著作中被运用；在海外的学术研究成果中被运用。

可见，《大清律例》条标的运用极其广泛。这种广泛性又表现在运用时间、运用主体、运用内容、运用成果等多个领域。关于运用时间，《大清律例》条标的运用自《大清律例》颁行的清朝就开始，历经古代、近代、当代三大历史时期，延续时间近300年。运用时间不算短，而且在古、近、当代都没有中断，经久不衰。关于运用主体，运用《大清律例》条标的主体，不仅有海内的中国人，还有美国、日本、韩国等外国人和中国台湾的中国人。这些人员中，不仅有古代人，还有近、当代人，运用主体亦很广泛。关于运用内容，运用内容也具有广泛性，涉及到《大清律例》中的名例、吏、户、礼、兵、刑、工各律的条标，没有一个律是例外，涵盖面非常宽。关于运用成果，《大清律例》条标广泛运用于司法官的判词、司法参与人员撰写的办案经验、官吏的奏折、史籍、学术研究成果之中。它们不管是专门研究《大清律例》，还是涉及到《大清律例》，都少不了运用其中的条标，《大清律例》的条标被广泛运用。这种广泛性可以证明，运用《大清律例》条标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不是个别情况。

中国古代第一部设置条标的律典是唐律，《唐律疏议》中保存了完整的条标。以后制定的《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也都设有条标。设置了条标以后，运用条标也就应运而生了。这在清朝以前就是如此。《旧唐书·刑法志》记载，在房玄龄等人制定《贞观律》的过程中，就设置了“十恶”条标，即“有十恶之条”；然后，再罗列“十恶”条中所含的10种犯罪。《明史·刑法一》记载了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明律》实施过程中，以诏令形式，要求官吏讲读律令，否则要以《大明律》中“讲读律令”条标所含的律条规定进行处罚。即“诏内外风宪官，以‘讲读律令’一条，考校有司。其不能晓晰者，罚有差”。这些都是在清朝以前的正史中运用条标的情况。

在清朝以前的有些律学著作中，也有运用条标的做法。明朝的律学著作《新纂四六合律判语》一书就是这样。它把《大明律》里吏、户、礼、兵、刑、工律中的条标作为全书的目录，并逐条研究条标中所含的律条内容。只是运用的条标少于《大明律》中的条标。比如，《大明律·吏律》中条标共有32条，此书运用了其中的18条，少了14条。每条条标之后，此书用说理与史实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阐述。比如，在引用了《大明律·户律一·户役》“脱漏户口”条标之后，就作了以下的阐述：“率土普天，皆帝王之宇宙；人丁户口，乃庶职之先图。故以伪增，宋王成伪增户口，以要上赏。王成遗羞于百世。因而实报，唐裴蕴为郡守，岁报实增户口数千。裴蕴显绩于当年。”对其他条标的阐述也都大致如此。

另外，明朝的司法官在司法中也运用过《大明律》中的条标。严州司理嵇永福在审理一个致人死亡的案件时，发现了问题并认为，适用“故杀”还是“斗殴”值得斟酌，其中就运用了《大明律·刑律·斗殴》的“斗殴”条标。“查‘故杀’之例，即附于‘斗殴’之条，故前谳引‘斗殴’而依‘故杀’。今恐律无两议，相应改叙具详。”可见，《大清律例》中条标的运用，是继承了以往朝代运用条标的做法。清朝不是中国古代首先运用条标的朝代，此前运用律典中的条标已有千年左右的历史。《大清律例》是中国古代设置条标的最后一部律典，其条标的运用正是继承了以往运用条标的做法，起了一种承前作用。

《大清律例》条标的运用不仅有承前的作用，还有启后的作用。这一条标诞生以后，就开始被运用，直到当代。可以预见，随着对《大清律例》研究的持续进行，其条标还会被不断运用，运用时间将会很长。还有，从现有资料来看，与清朝以前相比较，《大清律例》条标的运用比较充分，覆盖了司法官的判词、司法参与人员撰写的办案经验、清末官吏的奏折、史籍、学术研究成果等各领域。这为以往对条标的运用所不及，也算是一个亮点了。

《大清律例》的条标的运用能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与这一条标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分不开。正因为其具有了自己的特色，才便于运用，易于推广。与《唐律疏议》中的条标相比较，《大清律例》条标的特色十分明显，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大清律例》条标的数量比较少。《大清律例》条标的数量少于《唐律疏议》条标的数量。《大清律例》条标有436条，而现存《唐律疏议》的条标则有502条，《大清律例》少了66条。造成《大清律例》条标数量少的原因是，它的律条少了。这两部法典的条标都是每条律条设置一条条标。《大清律例》只有436条律条，《唐律疏议》则有502条律条，《大清律例》的律条少了66条，条标也就少了66条，其中包括：“以官当徒不尽”“二罪从重”“官户部曲”“刺史县令等私出界”“在官应直不直”“漏泄大事”“私有玄象器物”等等条标。其次，《大清律例》新增了一些条标。《大清律例》的有些条标为《唐律疏议》中所没有，属于新设条标。尽管《大清律例》条标总数少于《唐律疏议》，但其仍有条标为新设。比如，“信牌”“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政德”“讲读律令”等等条标都是如此。形成这一特色的主要原因，是《大清律例》的有些内容与《唐律疏议》有所不同，作了调整，包括新增了一些内容，新设条标所含的内容就是新增的内容。最后，《大清律例》条标的语言更为精炼。《唐律疏议》在立法上对《大清律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包括条标的设置。《大清律例》在传承《唐律疏议》内容时，也引用了相关条标，只是对有些条标的语言作了调整，使其更为精炼。比如，《大清律例》把《唐律疏议》中的条标“犯罪未发自首”“差科赋役违法”“食官私田园瓜果”“损败仓库积聚物”“子孙别籍异财”“官人从驾稽违”“盗官文书印”改为“犯罪自首”“赋役不均”“擅食田园瓜果”“损坏仓库财物”“别籍异财”“从驾稽违”“盗印信”等等。究其原因是，《大清律例》对条标作了改进，虽然条标所含律条的内容没有大的变化，但其表述得更为精练了。与《唐律疏议》条标相比较，《大清律例》具有这三个主要特色，而且它们的背后有着不同的原因。具有这些特色的《大清律例》条标更易记忆，也为大家所接受，并被广泛运用。

从《大清律例》条标运用的承前启后作用可以看到，中国自唐朝在律典中设置条标以来，条标的运用就持续不断，源远流长。这种条标的运用已成为中国古代、近代与当代的一种常态，还为部分海外学者所接受，其影响十分深远。

《大清律例》条标的适用告诉人们：设置条标是中国古代律典中的传统做法，也是这一律典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条标的运用有其独特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有些地方人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都设置过条标。比如，1980年6月由江苏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江苏省城市卫生管理暂行规定》和1982年3月由浙江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浙江省城市卫生管理条例》都设置了条标。又如，1994年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中，也设有过条标。而且从那以后，凡是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里，都一直设有条标。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为1997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设置了条标，还在发布的司法案例中运用其条标。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452条法条及相应条标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中都能找到。不仅如此。最高人民法院还在其公布的案例中运用这一条标。在“矫立军抢劫、非法买卖枪支、寻衅滋事，矫立祥与安明力抢劫等”的判决书里，判处矫立军犯有3个罪名中，都运用了司法解释里的条标，分别是：“抢劫罪”“非法买卖枪支罪”和“寻衅滋事罪”。最高人民法院运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里通过司法解释而设置的条标。不过，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当代设置条标的情况并不普遍，运用条标的情况也就不那么普遍了。

从借鉴《大清律例》条标运用的视角来审视，现今中国可以在立法中，广泛运用设立条标的技术，在法律中全面设置条标，特别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可以先行先试，进一步带动其他立法。这会有助于当今中国的立法、行政执法、司法、守法、法学教育与研究、法治宣传与传播等等，好处多多。当然，现在要全面推广设置条标的做法，在观念、队伍、技术等层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但只要大家目标一致、齐心协力，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当代中国广泛设置条标、运用条标之际，也就是中国立法更上一层楼之时。期望这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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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　勇: 《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2019年第1期)；

2. 邵　方: 《儒家民族观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民族法制》(2018年第3期);

3. 何勤华: 《以古代中国与日本为中心的中华法系之律家考》(2017年第5期)；

4. 朱　涛: 《民法典编纂中的立法语言规范化》(2017年第1期)；

5. 张晋藩: 《清代律学兴起缘由探析》(2011年第4期)；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