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Abstract)：
诞生自德国公法的比例原则,呈现出双重的普遍性:不但逐渐被其他国家接受(地域普遍化),也开始向私法领域挺进(领域普遍化)。那么,比例原则的普遍性存在理论上的根据吗?就比例原则而言,如果它具备普遍性,要么因为它是理性化的一般要求、要么因为它是某种程序、要么因为它是某种终极价值,但这些看法都误解了比例原则的性质。因此,比例原则的普遍化,寄生于"正当限制基本权利"这个观念的普遍化。但由于"关于私法(民法)立法"与"私法(民法)调整的内容"是不同的,因此比例原则并不能够适用于私法自身的内容,所以并不具备领域的普遍化。同时,由于"正当限制基本权利"的观念本身存在问题,因此要承认基本权利的重要性,只能承认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与紧急情况这两种限制基本权利的情形,而此时比例原则并未拥有超越其他审查工具的明显优势,所以比例原则的地域普遍性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
关键词(KeyWords)： 比例原则;基本权利;权利冲突;公共福祉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3—1039);;
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项目成果
作者(Author): 陈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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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Vicki C.Jackson,“Constitutional Law in an Age of Proportionality”,(2015)124 Yale Law Journal,pp.3094-3196.
- (2)由于国际法通常体现为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因此比例原则的普遍性通常是个事实问题,这并不需额外说明。
- (3)例如,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3期。
- (4)例如,虽然德国和加拿大都采取了比例原则,但对其内涵的看法仍有明显差别。Dieter Grimm,“Proportionality in Canadian and German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2007)57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pp.393-397.
- (5)我将这种“特殊的密切关系”笼统称为“寄生性”,第四节中我将说明这种寄生性会具体化为比例原则与基本权利的特定观念之间的关系。
- (6)逻辑法则的不证自明性(self-evident)及其与理性化的关系,参见John Finnis,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pp.68-69.
- (7)对程序存在两种基本说明方式:其一,程序就是理性化的一般要求;其二,除了理性的一般要求之外,程序还与特定的实质价值有关。如果前一种说法正确,那么程序就与数学公式和逻辑法则同类;如果后一种说法成立,那么程序就是一种作为理想的价值的独特类型。
- (8)陈景辉:《法治必然承诺特定价值吗?》,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1期。
- (9)Joseph Raz,The Morality of Freedo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77-178.
- (10)这些终极价值的普遍性,使得异议者无法合理的主张“基于某些原因,我们无法接受人权、正义与人性尊严这些价值”,而只能主张“我们的人权观、正义观或人性尊严的观念与你们的不一致”。换句话说,异议者无法合理的反对这些价值的“概念”(concept),而只能在这些价值的“观念”(conception)上做文章。关于“概念”和“观念”的区分,请见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7-11.
- (11)具体论证请参见,Moshe Cohen-Eliya&Iddo Pora,t“Proportionality and the Culture of Justification”,(2011)59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pp.474-487。
- (12)参见前引(11),Moshe Cohen-Eliya&Iddo Porat文,第475页。
- (13)参见前引(11),Moshe Cohen-Eliya&Iddo Porat文,第481-482页。
- (14)参见前引(11),Moshe Cohen-Eliya&Iddo Porat文,第482页。
- (15)我将在第四节的后半部分,具体讨论工具关系与构成关系。
- (16)参见前引(11),Moshe Cohen-Eliya&Iddo Porat文,第469-472页。
- (17)参见前引(11),Moshe Cohen-Eliya&Iddo Porat文,第471。
- (18)因此,Yn就被视为导致X1和X2出现的“共同因”。王鹏翔、张永健:《经验面向的规范意义---论实证研究在法学中的角色》,载《中研院法学期刊》第17期(2015年)。
- (19)参见前引(4),Dieter Grimm文,第388页。
- (20)杨登杰:《执中行权的宪法比例原则:兼与美国多元审查基准比较》,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
- (21)参见前引(4),Dieter Grimm文,第396页。
- (22)参见前引(20),杨登杰文。
- (23)确定目的的阶段是否属于比例原则的内容,这个问题存在争论。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比例原则就是四阶的,否则就是三阶的。刘权:《目的的正当化与比例原则的重构》,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
- (24)Moshe Cohen-Eliya&Iddo Pora,t“American Balancing and German Proportionality:The Historical Origins”,(2010)8Int’l J.Const.l.,p.268.
- (25)所以,有人将比例原则称为“结构性的裁量”(structural discretion)、而不是程序。Julian Rivers,“Proportionality,Discretion and the Second Law of Balancing”,in George Pavlakos ed.,Law,Right,and Discourse:Themes form the Legal Philosophy of Robert Alexy,Portland:Hart Publishing,2007,pp.170-177.
- (26)程序当然不等于诉讼程序,此外还包括立法程序这些与“诉权”概念无关的程序。但“角色分派”,却是所有程序的内容中所必然包括的部分。
- (27)在我看来,将比例原则视为中国传统“执中行权”与“理一分殊”的精神,其实也是将比例原则视为理性的一般要求的。这种看法参见前引(20),杨登杰文。
- (28)Robert Alexy,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Julian Rivers tra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398-399.
- (29)参见前引(28),Robent Alexy书,第399页。
- (30)参见前引(25),Julian Rivers文,第172页;前引(4),Dieter Grimm文,第387-388页。
- (31)例如,张志伟:《比例原则与立法形成余地》,载《中正大学法学集刊》第24期(2008)。
- (32)阿列克西试图完成这样的任务,并给出了详细的计算过程与计算公式。但如果目的的赋值本身需要依赖于其他的因素,那么这样的公式就必将是空洞的,其意义极为有限。前引(28),Robert Alexy书,第401-414页。
- (33)参见前引(3),郑晓剑文。
- (34)Ronald Dworkin,Justice in Rob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4-5.
- (35)所以,有学者认为,作为基本权利适用方法的比例原则,表明了对基本权利的立场:个人自由不能被强烈侵犯,除非所追求的目的是必要的,并且侵犯影响与所追求的目的是均衡的。参见[德]安德烈亚斯·冯·阿尔诺:《欧洲基本权利保护的理论和方法---以比例原则为例》,刘权译,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1期。
- (36)为明确表述,文中将“有合适的目的限制基本权利”称为对基本权利的“合理的限制”,将“既有合适目的、又符合比例原则要求的限制”称为“正当限制”。
- (37)参见前引(20),杨登杰文。
- (38)此后,将用“公共利益”替换“足够重要的价值、原则、利益”这个用语。在理论上,公共利益除了指其自身之外,还用来笼统表述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这些用语。
- (39)“规范”一词通常有两个含义:第一,价值论的观点,此时“规范”就等于“价值”,“生命是重要的”于是便是一种规范上的主张;第二,规范存有论的观点,即“规范”是某种虽无法被感官感受到、但却实际存在的事物。此处的“规范性质”一词,指的是第二种含义。
- (40)参见前引(28),Robert Alexy书,第57-59页
- (41)参见前引(28),Robert Alexy书,第47-48页。
- (42)更具体的讨论参见,王鹏翔:《论基本权的规范结构》,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4卷第2期(2005)。
- (43)参见前引(28),Robert Alexy书,第178-179页。
- (44)由于规范和价值本身都包含规范词,因此理论上可以将权利表述化约为上述任何类型。但问题是,就规范效果而言,“这是一个规范”并不能阻断“为什么应当遵守这个规范”的追问,但“这是有价值的”却可以提供终极性的回答。
- (45)例如,Alon Hare,l“Theories of Rights”,in Martin P.Golding&William A.Edmundson ed.,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p.191-206.
- (46)阿列克西的讨论有明显的循环论证的色彩,因为他承认基本权利被限制的事实,然后寻求对基本权利这个性质的最佳说明,于是就得出了基本权利是原则的结论。参见前引(28),Robert Alexy书,第5-18页(尤其是13-18页)。
- (47)“特定的取舍方式是否正当”需要依赖于比例原则来作出判断,但“必须做出取舍”一定是先决性条件。
- (48)为与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匹配,文章主要使用“公共福祉”、而不是“共同善”这个表述,但在文中,二者是同样的含义。
- (49)Joseph Raz,“Rights and Individual Well-Bing”,in his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pp.52-58.
- (50)为了减少限制基本权利的随意性,就此事项确立“法律保留原则”,是目前通行的做法。
- (51)在中国,虽然行政立法(抽象行政行为)和司法解释并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但是由于它们同样具备一般性的规范效果,所以将它们与立法视为更近似的类别。
- (52)当然,的确可以用立法的方式规定:某种紧急情况下,特定行政机关可以限制基本权利。但是由于紧急情况往往不容易穷尽,这仍然需要行政机关个别式的自行判断。
- (53)参见前引(4),Dieter Grimm文,第392页。
- (54)“最好”或“唯一”,涉及到接下来讨论的比例原则与限制基本权利正当性之间,到底是工具关系还是构成关系的问题。
- (55)例如W.J.Waluchow,A Common Law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 (56)无论怎样看待“民主”这件事,它都必然包括多数决的内容,但争议在于:多数决是否就是民主的全部内容?肯定的看法被称为形式民主观,反对者就是实质民主观。如果从公共福祉的角度来看待民主,这必然是一种实质民主观。相关讨论参见Ronald Dworkin,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p.127-159.
- (57)Jeremy Waldron,“The Constitutional Conception of Democracy”,in his Law and Disagree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82-312.
- (58)Jud Mathews&Alec Stone Swee,t“All Things in Proportionality?American Rights Review and the Problem of Balancing”,(2011)60 Emory Law Journal,pp.807-808.
- (59)参见前引(1),Vicki C.Jackson文,第3142-3153页。
- (60)例如,黄昭元:《宪法权利限制的司法审查标准:美国类型化多元审查标准的比较分析》,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3卷第3期(2004年)。
- (61)参见前引(28),Robert Alexy书,第66页。
- (62)Robert Alexy,“On the Structure of Legal Principles”,(2000)13 Ratio Juris,pp.297-298.
- (63)由于文章并不着重讨论比例原则与基本权利之间是否存在构成性关系,所以只提出问题、但不回答。不过,文章的立场其实还是清楚的,即反对它们之间存在构成性关系。
- (64)Aharon Barak,Proportionality: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ir Limitations,Doron Kalir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19-21.
- (65)姑且不论这种看法所导致的比例原则与宪法无关、只与宪法适用有关的结论。
- (66)参见前引(3),纪海龙文。
- (67)参见前引(3),郑晓剑文。
- (68)关于公法与私法的一般讨论,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11页。
- (69)此外,如前所述,比例原则处理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基于公共利益(公共福祉)来限制基本权利,而这个部分在民法中即使存在---例如紧急避险、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但它并不占据主要的地位。例如前引(3),郑晓剑文。
- (70)当然,违反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也会获得违法、而不是违宪的评价,但它们规定了国家力量以怎样的方式处理基本权利的问题,这一点是清楚的,以至于刑事诉讼法又被视为“小宪法”。例如,Akhil Reed Amar,The Constitution and Criminal Procedure:First Principles,revisited edi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 (71)构成性与工具性的说明,参见陈景辉:《法律的内在价值与法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1期。
- (72)例子改编自前引(64),Aharon Barak书,第41页。
- (73)例子改编自,Arthur Ripstein,“Beyond the Harm Principle”,(2006)34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p.218.
- (74)另外一种说明方式是:如果此时我处于“紧急情况”的范围中,我的行动就可辩护。紧急情况将在下节中讨论。
- (75)张翔:《机动车限行、财产权限制与比例原则》,载《法学》2015年第2期。
- (76)将这两种相对权利与绝对权利并列在一起,导致对基本权利的三种理解方式。参见Mattias Kumm,“Political Liberal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Rights:On the Place and Limits of the Proportionality Requirement”,George Pavlakos ed.,Law,Right,and Discourse:Themes form the Legal Philosophy of Robert Alexy,Portland:Hart Publishing,2007,pp.134-136.
- (77)参见前引(64),Aharon Barak书,第27-29页。
- (78)参见前引(64),Aharon Barak书,第45-47页
- (79)依照阿列克西的用语,绝对权利在规范性质上,明显是一种规则。
- (80)边沁是个例外,参见R.G.Frey,“Act-Utilitarianism,Consequentialism,and Moral Rights”,in his ed.,Utility and Right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p.61-85.
- (81)至于此时“道德权利是否等于人权”的问题,并不是文章讨论的重点。相关讨论参见,Rowan Cruft,S.Matthew Liao&Massimo Renzo,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Human Righ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 (82)通常存在两个权利表述:“X拥有关于Y的权利”与“X拥有关于Y做某事的权利”(X have a right that Y)的权利表述。Leif Wenar,“The Nature of Right”,(2005)33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p.225.
- (83)Jeremy Waldron,“A Right to Do Wrong”,in his Liberal Rights:Collected Papers 1981-199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74.
- (84)参见前引(83),Jeremy Waldron文,第87页。
- (85)“法律权利是制度权利”不等于“制度权利是法律权利”,我因为参加读书会获得的做报告的权利,的确是一种制度权利,但它并不是法律权利。
- (86)Pavlos Eleftheriadis,Legal Righ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67-77.
- (87)参见前引(64),Aharon Barak书,第134-139页。
- (88)相应的,如果某些基本权利之外的权利,例如最抽象意义上的民事权利,其根据并不来自于法体系,而是来自于其作为道德权利的事实,那么虽然它并没有被宪法确认、所以无法冠以“基本权利”的名号,但是这仍然会导致它与基本权利的平等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宪法是效力最高的法律,但是它所从属的“公法”仍然是与民法所从属的“私法”是同等地位的法律类别。具体论证参见(68),朱庆育书,第12-13页。
- (89)Ronald Dworkin,Take Rights Seriousl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91.
- (90)这一点,也是区分“基本权利”与“宪法权利”的关键,即那些不具备这个消极面的被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并不是基本权利、而只是被宪法确认的法律权利。具体讨论,参见前引(89),Ronald Dworkin书,第191页。
- (91)例如由温州开始出现的房屋续期问题,国家虽然在宪法上表达了对个人财产的尊重,但如果法律规定以收取高额税费作为续期的条件,那么这依然应当理解为对财产权的侵害。
- (92)这通常蕴含着至善主义(Perfectionism)或家长主义(Paternalism)的法律观,它的基本论证结构是:之所以惩罚或限制你,是为你(或大家)好。相关讨论参见,Joel Feinberg,Harm to Self:The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vol.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3-26.
- (93)将公共福祉视为某种权利的做法,将会导致“社会经济(socioeconomic)权利”是第二代人权的主张。
- (94)参见前引(49),Joseph Raz文,第52-58页。
- (95)参见前引(89),Ronald Dworkin书,第197-198页。
- (96)无论怎样看待良善生活这件事,“自治”(autonomy)都是核心的成分,所以自治通常被视为权利的根据。拉兹虽然反对基本权利优先性的主张,但是他并不否认自治的重要性。Joseph Raz,The Morality of Freedo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369-399.
- (97)Jeremy Waldron,“Liberal Rights:Two Sides of the Coin”,in his Liberal Rights:Collected Papers 1981-199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17.
- (98)这就是德沃金关于“作为王牌的权利”的主张。Ronald Dworkin,“Rights as Trumps”,in Jeremy Waldron eds.,Theories of Righ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153-167.
- (99)Francisco J.Urbina,“A Critique of Proportionality”,2012(57)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pp.49-80.
- (100)Richard Arneson,“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and Free-Rider Problems”,(1982)92 Ethics,pp.616-633.
- (101)Jeremy Waldron,“Rights in Conflict”,in his Liberal Rights:Collected Papers 1981-199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03-206.
- (102)参见前引(89),Ronald Dworkin书,第199页。
- (103)这对概念改编自德沃金关于“原则”与“政策”的区别。参见前引(89),Ronald Dworkin书,第90-100页。
- (104)该语词取自Holmes大法官认为限制言论自由的唯一条件。相关讨论参见,Ronald Dworkin,“Why Must Speech Be Free”,in his Freedom’s Law: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95-213.
- (105)最普遍承认比例原则的德国宪法法院因此宣布:“恐怖分子劫持民航机并有通过撞击导致平民伤害的危险时可将其击落”的法案是违宪的,因为基于人的尊严,被劫持的客机乘客不能被视为保护其他、即使是多数人的福祉的工具来对待。具体讨论参见前引(64),Aharon Barak书,第28页。
- (106)Jeremy Waldron,Torture,Terror,and Trade-Offs:Philosophy for the White Hous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12-15.
- (107)参见前引(60),黄昭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