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学术自由的宪法基础
王德志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目前被学者们诠释为文化权利或者文化权利的组成部分，而文化权利这一范畴不仅被我国宪法学者指称宪法第47条规定的自由，还被人权法学者用来解读国际人权法中的有关权利，并且具有内涵模糊、外延不确定、宪法规定与国际人权法的规定不一致的特点，弱化了科学研究自由的独立价值和功能。笔者认为，我国宪法中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在外国宪法中多规定为学术自由或学问自由，因此可以吸收和移植域外宪法学理论关于学术自由的诠释资源，来丰富我国科学研究自由的权利内涵。遵循宪法解释学的路径，运用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可以架起科学研究自由通往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桥梁，以科学研究自由为宪法基石构筑我国现代大学法制，从根本上破解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顽疾。
关键词：科学研究自由 学术自由 文化权利 大学自治
一、科学研究自由——文化权利还是学术自由？
（一）学术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那么，对于该条款所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应当做何诠释？在我国的宪法学理论研究中，“科学研究自由”可以说是一个价值被低估、意义被忽视的自由，其价值和内涵没有得到重视和挖掘，不仅缺失法适用学层面的诠释，法解释学层面的诠释也极其匮乏。一方面，以“学术自由”为论题的研究论文，没有注意甚至脱离我国的宪法文本中的相关规定，似乎学术自由不存在于我国宪法之中。另一方面，对“科学研究自由”的宪法学诠释，则把该自由作为一种“文化权利”，或者“文化权利”的下位范畴。
首先，以“学术自由”为论题的研究论文，其研究方法大多为认识论的哲学方法，其诠释学术自由的资料也基本来自于道德或者哲学层面，似乎“学术自由”只是一个“哲学范畴”，而不是一个存在于我国宪法中的“法学范畴”。例如，有的学者从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功利主义政治哲学论及其批判出发，为学术自由提供“道德辩护”[i]；有的学者认为“学术自由已成为宪法学上的共识”，其政治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ii]，却没有进一步探明其在我国宪法中的法源依据；甚至专门以“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为标题的论文[iii]，也不从我国宪法文本中寻找依据，而是把论证的出发点和重心放在学术自由的“哲学基础”上面，认为学术自由是一种精神自由，似乎“学术自由”与我国宪法第47条中的“科学研究自由”没有什么关联。
另一方面，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对“科学研究自由”所进行的诠释，基本上还停留在宪法“教科书”的层面，因为没有吸收和移植域外宪法学丰富的诠释资源，而导致诠释的贫乏。并且普遍把“科学研究自由”作为一种“文化权利”或者“文化活动自由”的下位范畴，或者其中的一部分，从而消解了“科学研究自由”独立价值。我国学者对我国宪法中“科学研究自由”的诠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所规定的是“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iv]，这种诠释基本上是对我国宪法条款的机械重复，缺乏抽象化的理论概括。
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条款规定的是“文化权利”，通常与“受教育权”合称为“文化教育权利”。并且认为公民的文化权利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文艺创作的权利和从事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v]
第三种观点，认为该条款规定的是“文化权利”或“文化活动自由”，而其中的“科学研究自由在性质上属于精神自由的范畴，体现了宪法保护公民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原则。因此，科学研究自由也称为‘学术自由’”[vi]。也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可以“借鉴德国学术自由的概念来界定我国科学研究自由的保护领域和内涵”。[vii]
由此看来，把我国宪法第47条概括为“文化权利”或者“文化活动自由”，是我国学者的主流观点，并且普遍把“科学研究自由”作为“文化权利”的一种形式或下位范畴，或者是“文化权利”的组成部分。而把“文化权利”的内容进一步细分，并从中挖掘其“学术自由”的独立价值，还没有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二）为什么不能把“科学研究自由”作为“文化权利”的一种形式？
那么，“文化权利”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把“科学研究自由”包裹在“文化权利”之中是否科学？我们看到，“文化权利”并不是中国宪法学中的独有范畴，这个范畴同样也被运用于国际人权法相关条款的诠释中。对“文化权利”的诠释主要存在中国宪法、“文化国”宪法以及国际人权法三个层面。
其一，中国宪法释义层面的“文化权利”。如前所述，我国宪法学者大多认为，“文化权利”的法源根据是我国宪法第47条的规定，其内容包括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也有学者认为，文化权利的法源根据除了宪法第47条以外，还有宪法第46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除了包括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以外，还包括受教育权。并把文化权利定义为，“公民依照宪法规定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和享有文化利益方面的一系列基本权利的总称”[viii]。
其二，“文化国”宪法层面的文化权利。“文化国”思想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的人文主义思潮，由德国宪法学家Ernst Rudolf Huber提出，主张国家透过制度保障个人自由，尤其是那些与主观文化息息相关的艺术、研究、教育等基本权利。[ix]“文化国”概念虽然没有成为文化的主流，在宪法上却也有一定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国”概念首次出现在巴伐利亚宪法中，此后，1976年葡萄牙宪法使用了“文化民主”一词。“文化国”同样出现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宪法中。[x]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的“民主法治国”强调形式化的治理有别，“文化国”强调多面向关注文化生态的治理，主张国家对于文化传统、教育、学术研究和人文艺术都负有责任，政府必须发挥维护和支持的功能，不能一味放任市场决定文化环境。国家以社会整体文化为后盾，文化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而国家就是最佳的宝藏管理员，不仅维护还能创造文化的生机。而“文化国”概念下的文化权利，不仅包括教育基本权、学术自由、宗教自由等基本权利和自由，还包括涉及教育、科学、文艺、文物古迹保护等领域作为基本国策而存在的“国家目标条款”，甚至可以延伸至青少年网络文化管制、色情管制，以及原住民教育等问题。[xi]
其三，国际人权法释义层面的文化权利。国际人权法学者也把国际公约中规定的相关权利诠释为“文化权利”，该层面“文化权利”的法源依据为：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的规定：“㈠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㈡ 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以及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的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甲）参加文化生活；（乙）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丙）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三、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四、本公约缔约各国认识到鼓励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的好处。”
综合宪法学、国际人权法学的研究状况，当前法释义学中的“文化权利”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关于文化权利的权利客体。我国宪法学理论中运用了“文化权利”或者“文化活动自由”之类的法学范畴，但是，却并不从宪法学的角度对作为其对象或客体的“文化”进行诠释。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对文化的解读一般是采用广义与狭义的“两分法”诠释，文化“广义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资、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资、精神财富总和。狭义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甚至可以泛指一切知识，包括语文知识”。[xii]这种“两分法”的诠释方法被“文化国”宪法以及国际人权法所接受，并且通常认为，对作为权利客体的“文化”应当做广义解释。例如，“文化国”宪法层面的“文化”的诠释就认为，狭义的文化仅涵盖传统的国家文化政策范围，即教育、科学与艺术，而文化的广义概念这借用了社会学与人类学对于文化的常规界定模式，几乎包含了人类基于自然本性所创造的一切事物，甚至于法律与国家。[xiii]
国际人权法学者在诠释“文化权利”的时候，注意到“文化”概念的歧义性，他们认为，虽然文化的概念对于文化权利的规划、理解相当重要，但要在即使不是数以百计也是数目众多的运作定义中，找到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概念根本不可能。在不同的背景下，会对文化一词提出不同的构想与意义。文化可以被视为人类累积的物质遗产，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视为艺术与科学创造的过程，或者可能被理解为某一既定社会团体，与其它类似团体有所差别的物质与精神活动以及产物的总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文化实际上代表人的本质，包括人类活动的总和。[xiv]甚至有学者认为，文化即“自然的人化”，凡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都属于广义的文化。[xv]
其二、文化权利的“复合性”特点。文化权利不是一个单一的权利，而是一个由若干“子权利”构成的与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有关的“群权利”。从中国宪法学的层面看，文化权利可以包括科学研究自由、文学与艺术创作自由以及其他文化活动自由，甚至可以涵括受教育权。从国际人权法的层面看，“文化权利”则可以囊括大多数类型的人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自决权、选择本人身份的权利、接受信息的权利和使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的权利，这些自由与权利允许受益人参加他或她所属社会的文化生活。[xvi]文化权利的这种“复合性”特点，容易使文化权利作为一种“母权利”，遮蔽或者消解内含于其中的“子权利”，抑制其中科学研究自由、文学艺术创作自由作为基本自由的独立性和价值。
其三、文化权利内涵的模糊性。文化权利是一个缺少逻辑内涵的权利。所谓文化权利的“内涵”，指的是文化权利在逻辑学上的“本质属性”，也就是为文化权利所固有的并且仅仅为这个权利所固有的，使得文化权利与其他权利和自由区别开来的那些事物的属性。但是，不论是在国际人权法中，还是在我国宪法中，文化权利都是一个“包含几种未必属于同一范畴的不同权利”，[xvii]其中的权利或自由分别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定性，而难于在学理上形成共同具有的“本质属性”。所以，不论是中国宪法学还是国际人权法学，对文化权利的诠释都避开了权利内涵的界定，而是采用列举“权利清单”的方式，即通过列举文化权利外延的方式来定义文化权利。但是，在国际人权法领域，关于文化权利的细目和清单，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在没有任何公认的文化定义，且存在以广义人类学意涵来了解文化共识的情境中，文化权的内涵过于普遍，以至于没有任何精确的法律意义。[xviii]
其四，宪法规定与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不一致性。在文化权利这个“权利群”中究竟涵盖哪些“子权利”？这个“口袋式”权利是由那些权利或自由构成的？等问题都是不确定的，我国宪法与国际人权法对于“文化权利”的规定是不一致的。虽然我国学者把宪法第47条，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一概都被命名为“文化权利”，但是，我国宪法第47条的规定，与经社文公约第15条的规定并不一致，“科学研究自由”在我国宪法中的地位，与其在国际人权法的地位有很大的不同。详而言之，被我国学者称为“文化权利”的我国宪法第47条，包括科学研究自由、文学艺术创作自由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而《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文化权利则为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的权利。从我国宪法的角度看，“科学研究自由”是宪法第47条的核心内容，从而在所谓的“文化权利”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在国际人权公约中，“文化权利”的核心内容却是“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三项权利，虽然《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中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或缺的自由”，但是，这一规定却并不处于该条第一款的权利序列中，从第15条的内容结构看，这里的“科学研究自由”并不具有“目的性”，而是实现前三项文化权利的手段，与“鼓励和发展科学文化方面的国际合作”一样，都是为了实现前三项权利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因而被学者称为“衍生性”权利，或者“条件性”权利。[xix]
综上所述，之所以不宜把“科学研究自由”作为“文化权利”的一种形式或组成部分，是因为 “文化权利”作为一个法学范畴，同时被运用于宪法学和国际人权法领域，但是，不论是在宪法学领域还是国际人权法领域，也不论是在法源层面还是在法解释层面，“文化权利”都是一个内涵模糊、外延不确定的概念，这必然使“文化权利”作为一个法学范畴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其次，从我国宪法的角度看，“科学研究自由”固然可以作为“文化权利”的组成部分，但是，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看，科学研究自由或者学术自由却并不在“文化权利”的清单之中，这必然会造成宪法学理论与国际人权法理论的冲突与不协调；再次，从权利的性质和功能看，虽然科学研究自由有别于人身自由、宗教自由等传统的自由权，但仍然位于“自由权”的序列，属于“第一代人权”或者“消极人权”，其本质是一种对于国家公权力的防御权，需要通过国家的消极不作为来加以保障。而“文化权利”则位于“社会权”的序列，属于“第二代人权”或者“积极人权”，其本质是一种对于国家公权力的请求权，需要通过国家的积极作为来加以保障。把“科学研究自由”置于“文化权利”的概念之下，就混淆了“科学研究自由”的权利属性，弱化甚至取消科学研究自由的防御权功能。
最后，把“科学研究自由”放置于“文化权利”之下，给“科学研究自由”戴上的不是光环，而是束缚，非但没有提升“科学研究自由”的价值，反而消解了“科学研究自由”的独立地位。从我国宪法学的角度看，“科学研究自由”的意义和价值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和伸展，学者们往往偏重于解读位于其上的“文化权利”，而忽视了被裹挟在文化权利中的“科学研究自由”。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看，20世纪的90年代末，我国政府签署和加入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从而促使我国掀起了一场人权研究的热潮，以“文化权利”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著作也相继发表和出版。但是，“科学研究自由”却被抛弃于这场人权热潮之外，仍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没有搭上这次“人权热”的“顺风车”。究其原因在于，在国际人权法领域，文化权利被评为“低度发展的类型”，与其他人权类型如公民权、政治权、经济与社会权相比较，就权利的范畴、法律内涵以及可执行性来说，文化权利的发展程度都是最低的。虽然根据《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文化权利经常和经济与社会权利被列举出来，但文化权利获得的关注却比其他两者少了许多，且常常被完全忽略，是一种“被忽略及被遗忘的人权类型”。[xx]而在国际人权法的文化权利清单中，科学研究自由又处于弱势地位，相对于参加、享受文化生活等“消费性”、“娱乐性”的文化权利而言，具有文化生产和文化创新功能的学术自由，在这里却处于“衍生性”和“手段性”的地位，使得在我国宪法学领域被忽视和低估的科学研究自由，在国际人权法中也没能得到重视，仍然处于被遗忘的边缘地位。
（三）科学研究自由与“学术自由”是同义语
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在不同国家的宪法文本中存在不同的表述。多数国家的宪法文本中规定为“学术自由”，有的国家宪法如日本国宪法规定为“学问自由”。
与英国、美国宪法关注人身自由、宗教自由和财产权利等“自由权”不同，学术自由并没有受到英美制宪者的关注，因而没有出现在英美的宪法文本或宪法性文件中。其原因在于，人身自由、宗教自由、财产权等传统自由权，就如空气和水一样，对于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来说具有“不可或缺性”。而学术自由则不同，在一个存在社会分工的社会里，科学研究等学术活动作为一种事业或职业，只是社会上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所从事的活动，因此，对于这一部分从事科学研究的少数人来说，学术自由才具有“不可或缺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因为其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所以谈不上科学研究自由的保护问题，但这并不必然影响人们幸福生活的指数。还有，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生而就有”、“不可放弃”不同，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水平，接受一定的科学方法训练，拥有一定的科学实验设备等，所以，科学研究自由似乎也不具有“与生俱来”的属性。
科学研究自由之所以最早出现在德国宪法中，与当时普法战争中德国失败后，力图实现富国强兵从而洗雪民族耻辱的国家目的有关。正如德国大学自由的倡导者洪堡所言：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xxi]可以说，与人身自由等传统自由权侧重于个体性价值不同，学术自由是个体性价值与集体性价值并重的，甚至更侧重于集体性价值，特别是在当今科技竞争的知识经济时代，理论知识的编码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原则”，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核心因素在于知识的掌握、创造、传播和应用，知识生产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败的关键因素。[xxii]而知识创新、科技进步是需要学术自由作为法治保障的，所以，学术自由的集体性价值，也就是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和价值，已经超过以往的任何时代。
由德国宪法所发明的学术自由被传布到世界各地，在欧洲国家中，意大利宪法第33条第1项，芬兰宪法第16条第3项，希腊宪法第16条第1项，奥地利国家基本法第17条第1项，葡萄牙宪法第42条，瑞士宪法第20条规定了学术自由[xxiv]；亚洲国家日本国宪法第23条：“学问自由应受保障”。韩国宪法第19条：“国民享有学术和艺术的自由”。据对世界142部宪法的统计，其中有34部规定了学术自由，占23.9%。[xxv]
上述外国宪法中规定的学术自由，在民国时期即被移植到当时的宪法草案文本中。1922年，由全国商会联合会、全国教育联合会等八个团体，在上海召开的“国是会议”所提出的宪法草案，被称为“国是会议宪法草案”，在其中的第十章“国民之教育与生计”中，于第91条规定：“学术上之研究为人民之自由权，国家宜加意保护不得限制之”。这是我国宪法草案中第一次出现“学术研究自由”。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各党派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国是。其中对宪法的制定，曾经议决十二项宪法原则，其中的第11条第4款规定：“文化教育，应以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民主精神、与科学知识为基本原则，普及并提高一般人民之文化水准，实行教育机会均等，保障学术自由，致力发展科学”。当时，中共代表团也曾向政治协商会（又称旧政协）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其中的第九部分“文化教育改革”中也主张：“（甲）废除党化教育，保障学术自由。（乙）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xxvi]由此可见，学术自由是当时各民主党派共同坚持的立宪主张。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自由在宪法文本或者宪法性文件的表述为“科学研究自由”。例如，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在1954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科学研究自由”第一次被规定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其中第9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科学研究自由在1975年颁布的宪法中被取消，“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才又重新写入1978年修改颁布的宪法，1982年修改宪法时，“科学研究自由”被规定在宪法的第47条。
科学研究自由或者学术自由是一项独立的权利或自由，不需要“从属于”文化权利，也不需要“依附于”思想或者精神自由。首先，学术自由有自己独立的法规范存在形式，学术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其存在形式有两种情况，其一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例如，德国、日本等国宪法对于学术自由或者学问自由，作了明确规定；其二为“衍生性宪法权利”，即在宪法文本中没有明确规定，而是通过宪法解释引申或推导出来的权利。例如，学术自由并不是美国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宪法权利，然而由于美国学者受到德国大学自由观念的影响，将之引进美国并大力提倡，终于成为美国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中叶以来，多次在其判决当中提及学术自由。在1952年的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he city of New York一案中，道格拉斯和布莱克大法官的反对意见第一次援引学术自由的概念。在1967年的Keyishian v.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学术自由是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种“特别的关切”。[xxvii]
其次，科学研究自由不同于所谓的“文化权利”，这种自由不同于“文学艺术创作自由”或者“艺术自由”，这种不同根源于“科学”与“艺术”的区别。对此，美国哲学家约瑟夫·阿伽西认为，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区别太明显了，艺术是感性的，科学是事实的；艺术是主观的，科学是客观的；艺术是怡情的，科学是有用的。艺术的目标是臻美，科学的目标是求真。作为艺术家，艺术家必须具有用稻草做的脑袋，必须用心来思考——正如作为科学家，科学家必须有有一颗用石头做的心，必须用脑来思维。尽管科学中存在一种个人的、主观的元素，但是科学的目标仍然是客观性和无私性。科学经历着一个客观化的渐进过程，科学的每一个成果都可能只是对真理的一种近似。[xxviii]
学术自由与国际人权公约中规定的、以“参与文化生活”、“享受艺术、科学进步所产生的福利”为内容的“文化权利”也不相同，学术自由以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发现为特征，而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文化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对已有科学成就的“享受”和“消费”。或者说前者是知识的创造，而后者则是对知识创造成果的享受，所以，学术自由不会如“文化权利”那般轻松愉快，因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有在崎岖小路上攀登而不畏艰苦的精神，必须有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
再次，科学研究自由以思想自由或者精神自由为基础，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还会与表现自由发生竞合。但是，科学研究自由与精神自由、表现自由并不完全相同。精神自由通常被理解为逻辑上对于真理性认识的判断自由，以及伦理上对于善恶的判断自由，或者接受、持有某种观点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因为科学或者学术是思维的一种形式，所以，也可以说科学研究自由或者学术自由也是精神自由的一种形式。学术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区别在于：第一，科学研究自由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以科学或者学术研究为内容，而精神自由的内容则是非常广泛的；第二，精神自由对于每个人的生活来讲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权利”，或者具有“不可或缺性”，而学术自由则不然，如前所述，科学研究作为一种事业或职业，当然是向所有人开放的，然而，实际上从事科学研究的却只是少数知识精英，在主体上具有典型的“少数人特征”；第三，思想自由或者精神自由是一项“绝对自由”[xxix]，如马克思所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们的外在行为，而不应该惩罚人的内在思想方式，惩罚思想倾向的法律是恐怖主义法律，因为这种法律没有规定惩罚的任何客观标准。[xxx]而科学研究自由则是有界限的，因为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成果的发表和应用，有可能与公共利益或者他人权利发生冲突，因此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规制。
二、科学研究自由的构成要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科学研究自由即学术自由是一项“宪法规定的权利”，其内涵和制度保障功能，可以通过借鉴和吸收域外宪法学的相关理论而得到丰富和发展。关于基本权利的构成要件，德国学者Robert Alexy认为，权利的一般形式可表述为“a对b有要求G的权利”，权利是一种三元结构关系，它包括了（a）权利的主体或权利的所有者、（b）权利的相对人以及（G）权利的对象或称权利的客体三个要素。[xxxi]从宪法学者们对于学术自由的诠释来看，也是围绕着主体、客体等要素展开的，包括学术自由的主体、客体或对象、内容，以及学术自由的界限等方面。
(一)科学研究自由的客体：什么是科学？
在我国宪法中，“学术”即“科学研究”是学术自由或者科学研究自由的对象或客体，对于“科学”的诠释有助于厘清“学术”在我国宪法语境下的特定含义。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中，由于对于科学研究自由的诠释还未引向学术自由的方向，所以，关于“学术”的诠释更是付诸阙如。在语义学的层面，有关“学术”或“学问”的语义学诠释也缺乏深度，如在《辞海》中，学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而学问则是“学习，问难，统称各种知识为学问”[xxxii]。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域外宪法学理论中，有关“学术”则存在较为丰富地诠释资源。德国以及受德国法影响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宪法学者，对“学术”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学术的目的方面，认为学术是对“真理的探求”；（2）从学术的客观性特征方面，认为“学术是一个由学术本身决定定义的过程，所有在这一过程中被承认具有学术性的事物，必须被其他学术外的机构承认具有学术性，学术亦唯有学术能加以支配，在有关学术问题的争议中，任何政治机构不能加以判断，而应由学术本身加以判断”。（3）从学术的外在形式要素方面，即认识目的的选择（研究目的），认识手段的选择与安排（研究计划），认识内容的体系化（研究的表现），认识内容的解释（研究的解释）等四个类型化的指标作为学术概念的构成要素。[xxxiii]
如前所述，学术自由在不同国家的宪法中有不同的表达语词，在德国基本法中是Wissenschaftsfreiheit，在日本国宪法中为“学问自由”，我国宪法规定的是“科学研究自由”，美国的学术自由是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以及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中推导出来的，而台湾地区学者解释学术自由的法源依据则是“讲学自由”。宪法解释的文本依据不同，对于学术自由含义的理解也会不尽相同。在“言论自由”、“学问自由”或者“讲学自由”的语境下对“学术”所作的解释，与以“科学研究自由”为依据的解释相比较，在内涵和外延方面要更加宽泛。在我国，学术自由的表述形式是“科学研究自由”，从我国宪法层面上说，只有“科学研究”才能称之为“学术”，以“科学研究”来定义“学术”的内涵，得出的只能是“学术”的狭义含义。而何谓“科学”、“科学研究”？其实并不是法学、宪法学可以明白回答的问题，因为科学问题不是宪法学者专门研究的对象，要厘清“科学”的含义，除了需要参考国外宪法学的理论成果之外，更需要借鉴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主要课题涉及科学与形而上学问题、科学的本质及其界限问题、科学发现问题、科学理论的本质及其结构问题、科学说明问题、检验问题、科学发展和科学成长问题、科学进步问题、科学及发展的合理性问题等诸多方面，并且形成了逻辑经验主义、否证论、科学历史主义、科学实在论等不同的哲学流派。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科学”的清晰图像。
关于科学的本质属性，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雅斯贝尔斯把科学分为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其中狭义科学具有三个特征，第一，科学与一种方法上的自觉密不可分，研究的课题本身决定了得出结论的方式，方法决定了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所能运用材料的范围。第二，科学知识是有内在说服力的。能够从科学角度理解的那种真理只是一个纯粹的理性证据的问题。第三，科学发现具有普遍的效力，它们的解释力可以被任何人验证，科学知识传播到哪里，科学的观念也就出现在哪里，科学的真理可以传播到所有具备科学思维的地方。而“广义的科学”实际上与“思维”是同义词，它包括了所有以推理和概念的方式获得的清楚理解。这种概念下的思维并不提供对迄今为止陌生之物的洞见，而是要廓清我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我真正相信的是什么。雅斯贝尔斯所坚守的是狭义科学的理念，他把是否具有“方法上的自觉”、“内在的说服力”和“普遍的效力”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他说：“科学不是思维的全部。如果它是的话，那婴儿最初的咿呀学语也该算做科学了。并且，科学也不等于依照逻辑顺序对概念进行整理。它同样也不是概念与现象的合理条贯”。[xxxiv]
科学研究不同于专业教学，对此，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指出，为自己买一架显微镜或匆匆拼凑成一个实验室的做法并不属于科学研究，而且阐述或学习一门科学的内容也不是科学研究。从真正严格意义上说，科学单指调查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及其解决的办法等。学习或教授一门学科与运用科学都不是科学研究。事实上，一直以来，许多出色的学科教师并不是调查研究者，并不像科学家那样，虽然他们对自己的学科非常熟悉，但是熟悉并不等于研究，因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和发现真理；反之是为了证明一个谬误。科学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追求和成就之一，其崇高程度要胜过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的大学本身，因为科学就是创造。而教学只是旨在传播和吸收已创造的东西，引导学习者去吸收已创造的东西。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科学把普通人排除在外，它所涉及的是一种非常少见、与人类一般常规活动相距遥远的行为，科学家就像是现代修道士。[xxxv]
在学术自由的诠释中之所以要引入科学哲学对于科学的界定，一方面因为“学术”在我国宪法文本的表述形式是“科学研究”，需要以“科学”来界定“学术”的内在规定性。另一方面还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缺乏科学思维，因此在现实中容易混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从而对“学术”作无限扩大化的解释，甚至于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把儿童的咿呀学语都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来看待。对此，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曾经做过深刻的解读，他认为中国文化偏重于“德性”,而西方文化偏重于“知性”，近代西方文化，有希腊和希伯来两大来源，但形成其学术性格、也是形成其近代文化主要性格的是希腊的产物。希腊的性格，自始即受其初期的“自然哲学”的限定，乃系人的知性，向自然的追求剖析。在闲暇作冥想的知性的活动，以求认识真理，希腊人认为这是最高的幸福。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则不同，儒家的基本用心有二，一为由性善的道德内在说，以把人和一般的物分开，把人建立为圆满而无缺的圣人或仁人，对世界负责。一为将内在的道德，客观化于人伦日用之间，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皆成一个“仁”的关系。儒家系从仁性、道德性方面去阐发人性，此乃人性的一面。在这一面中，不能成就科学。科学是要靠“为知识而知识”的人性中另一面“知性”的发展。所以，徐复观先生认为：“ 儒家文化中缺乏科学，也同希伯来精神中没有科学一样。”[xxxvi]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特性，会影响人们的科学观和学术观，混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容易把非科学、非学术的活动，作为科学、学术来看待。把这种思想方式带到学术自由的诠释中，就会形成学术自由的扩大化解释倾向，这种扩大化解释的倾向需要运用科学哲学的理论来消解。
（二）科学研究自由的内容
关于学术自由的内容， 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与美国学院联合会（AAC）等组织共同发表《学术自由与永聘制的原则声明》，认为学术自由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其一，研究与发表研究结果的自由；其二，在教室里讨论课程主题的自由，以公民的身份发表演说或写作的自由；其三，正当程序保障。应当给予大学教师“受同辈裁判”的权利，以及解雇或惩戒的程序性权利。[xxxvii]如前所述，由于美国学术自由的宪法依据是第一宪法修正案的言论自由，自然会对学术自由作扩大化的广义解释，而不是坚持严格的科学概念，从而把“以公民身份发表演说或写作”，“在课堂里讨论课程主题”等视为学术自由的构成部分，而不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定义“学术”。
笔者认为，既然我国宪法中“学术自由”的法规范表现形式为“科学研究自由”，就应当以“科学研究”严格界定“学术”的内涵，而不应该把“学术”与缺少“知识发现”特征的一般思想表达混为一谈，不应该把思想自由或者表达自由的诠释资料简单地移植到学术自由的解释中来。单纯的以“知识传输”为目的，而不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教学活动，也不宜纳入科学研究自由的范围中来。同时，主要以对“既有知识”的接受、吸收为主要内容的大学生的学习活动，与科学研究自由也是有距离的，能否把所谓的“学习自由”纳入科学研究自由的范围，也是值得讨论的。由此，可以把学术自由的内容分为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是学术自由的下位范畴。其一，研究自由。科学研究通常包括研究主题的设定、问题的提出、方法的选择，研究参与者的选定和研究组织机构的形成，研究书籍、设备的购买和选定，研究计划的制定和执行，研究成果的发表与否等方面的内容。所谓研究自由是指研究者不受非法的限制和拘束，而选择研究对象、目的、方法、场所、时间的自由，以及发表研究成果的自由。
其二，教学自由。这种教学是对科学研究所得的成果的具体传播，是以对“未知”的探索和发现为基础和前提的，所以，教学自由本质上是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讲授或发表自由，以及教学题材、内容、方法、形式、时间、场所的选择自由。教学的内容，除了专门知识的传授，还包括对学术思考、学术判断的指导，对学生批判性、独立性学术精神的养成。教学方法除了语言，还包括其他媒介，如文字、图画等，以及实习、讨论、试验等。在授课中教学理论与方法、教材的选择，表达方式、辅助教学活动的决定等内容。
（三）科学研究自由的界限
在德国基本法中，学术自由和艺术自由，与人性尊严、宗教自由一样，被称为“无法律保留”的权利，对于该项权利没有规定“可由法律或基于法律”予以限制，也就是说，立法机关不能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来限制这些自由。
那么是否学术自由就是一种不存在任何界限的自由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正如学者所指出：没有任何权利是毫无限制的，否则国家将不再能遵守哪些针对国家所提出的防御权与分享权，而权利主体也将彼此妨碍，最终势必造成权利的瘫痪。因为自由的无限行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的发生。权利的行使及可能与社会利益相冲突，也可能与他人权利
